粤语儿歌之父韦然：半世纪的创作轨迹

《何家小鸡何家猜》《狐狸先生几点钟》《氹氹转》《洗白白》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粤语儿歌，陪伴了省港澳几代人的童年。对不少人而言，它们早已成为无需标注作者的集体记忆。

但鲜少有人知道，这些作品背后，长期由同一位创作者完成——被业界称为“香港儿歌之父”的韦然。

并非音乐科班出身，却在半个世纪间创作出数千首粤语儿歌，甚至有研究者估计，流传于省港澳地区的经典粤语儿歌中，相当一部分都出自其手。近日，记者走访了韦然位于顺德的新居，与他对谈一个下午，回溯粤语儿歌的来路，也观察一位创作者如何以一生投入这门看似简单、实则影响深远的文化工作。

韦然出生于广州，童年辗转于广州、澳门与香港之间。这段跨城市的成长经历，构成了他日后创作的重要情感底色。

他回忆，早年因家庭安排，曾长期与母亲分离，直到一次重病住院，母亲亲自照料，才重新建立亲密关系。这种对“依附”“安全感”的体会，后来反复出现在他为儿童书写的作品之中。

小学后期，他移居香港完成学业。未进入当年仅有的两所大学之一，而是就读罗富国师范学院。求学期间，他并未循传统路径发展，曾在大学图书馆兼职，也以旁听生身份修读课程，后来更凭相关成绩赴英国深造，主修图书馆管理学。

这段经历，使他既熟悉制度内的知识体系，又保有较强的自学能力与实践导向。

韦然与儿歌结缘，并非出于规划，而是一次偶然的投稿经历。

他在香港大学旁听期间，看到一则征稿启事，为电视儿童节目征集笑话。稿件被采用后，他进入丽的电视儿童节目《荔园小天地》担任编剧。由于当时另一儿童节目以儿歌表演大受欢迎，节目组亦计划创作原创儿歌，急需填词人。

“谁会填词？”在现场无人回应时，韦然举了手。

真正开始填词后，他才意识到粤语歌词并非随意拼凑，而必须严格对应一字一音的语言结构。在音乐总监黎小田的指导下，他逐渐摸索出一套以声调分类、快速匹配的填词方法，后来被他称为“五音填词法”。

凭此方法，他持续为节目创作歌词，每周稳定输出，却始终未曾考虑作曲。

转折点来自一篇报章文章，对“广东童谣长期无人系统整理”的质疑。这一问题触动了韦然。

1970年代中后期，他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广东童谣，却发现相关文献零散、难以成体系。真正的素材，多来自学校操场、街坊游戏，以及母亲的口述记忆。

他回忆，母亲记忆力极佳，一次性背诵出数百首童谣。最终，他整理出的第一批童谣资料超过六百首，一半来自田野搜集，一半来自家庭记忆。

当歌词素材逐渐充实，新的问题出现——如何谱曲。没有接受过系统音乐训练的韦然，用一个星期时间自学乐理与记谱，正式迈入作曲领域。

完成准备后，韦然迎来创作高峰期，短短数月内完成约300首粤语儿歌。

然而，作品完成并不等于顺利出版。多家唱片公司对儿童粤语歌曲市场持保留态度，最终仅有一家新成立的小公司愿意尝试发行。合作条件并不优厚：无固定收入、无预付稿费，版权归作者。

第一盒儿歌卡带推出后，两周销量即突破一万盒，在当时属罕见成绩。作品迅速流传至内地及海外华人社区，也不可避免地遭遇盗版。

对此，韦然态度平和。他认为，在版权意识尚未普及的年代，传播往往先于回报发生，而作品能被记住，本身已具有文化价值。

事实上，支撑韦然长期创作的，并非仅靠儿歌本身。他同时活跃于广告音乐、公关创作与文化推广领域，曾为多项公共项目与商业品牌创作音乐。

在澳门文化推广项目中，他以小说与绘本形式书写城市街区与历史，其中部分作品甚至改变了当地空间的社会认知，使原本无人关注的街巷成为文化地标。

此外，他亦长期自学绘画与漫画创作，将文字、音乐与视觉表达结合，形成个人独特的创作路径。

相比“儿歌之父”的称谓，韦然更倾向以“多元文化创作者”自居。

韦然的创作高峰，正值粤语流行文化的黄金年代。随着媒介环境改变，粤语创作空间缩小，语言传承问题反复被讨论。

对此，他态度审慎而不悲观。他指出，互联网虽削弱了传统广播电视的集中传播力，却为创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。放眼国际，儿童音乐并非小众市场，澳洲、日本、韩国均有以儿童歌曲取得巨大商业与文化影响力的案例。

在语言环境变化的现实下，他认为，真正能激发儿童兴趣的，仍然是作品本身。“只要有好作品，语言自然会被重新学会。”

近年，韦然移居顺德。他形容，香港生活空间紧凑，而顺德给予他更从容的时间感，也带来新的创作灵感。

他笑言，希望将顺德美食逐一写成歌曲，让地方文化以更轻盈的方式被记住。

从第一首儿歌至今，韦然已正式登记的作品约两千首，未整理的仍难以统计。对他而言，创作从来不是阶段性任务，而是一种持续一生的状态。

当旋律再次被唱起，语言仍在流动，文化也仍在延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