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一个金融机构林立、投行云集的国际城市香港，每年却会出现一个颇具反差感的场景——决定这座城市一年“运势”的，不是分析师的经济报告，而是一支从签筒中落下的小竹签。
在内地，如果公职人员参与烧香求神，往往会被视为不当行为；但在香港，这样的场景却是一项持续多年的公共仪式。
每年农历正月初二，新界沙田车公庙都会举行“为香港求签”的传统活动。新界乡议局主席代表全港在神像前摇动签筒，当竹签落地的一刻，媒体镜头齐聚现场，签文内容很快便成为各大新闻报道的焦点。
那么，这项持续多年的传统，究竟从何而来？
沙田车公庙原本是新界原居民的地方信仰场所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。相传当时新界一带疫病流行，村民根据古籍记载，请来南宋时期的“车大元帅”神像供奉。庙宇建成之后，疫病逐渐消退，车公便逐渐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能够“消灾解难”的守护神。
不过，将“求签”发展成全城关注的公共事件，其实经历了一个较为戏剧性的演变过程。
在1997年之前，这项仪式通常由港英政府的沙田民政专员进行。当时名义上只是为沙田地区求签，但香港媒体和市民早已默认其象征意义——签文往往被视为香港全年运势的某种“风向标”。
1997年之后，特区政府一度将仪式规格提升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代表香港求签。不过，这一安排在2003年出现了意外插曲。
当年正月初二，时任局长何志平抽得一支“下签”。不久之后，香港爆发SARS疫情，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。社会上甚至出现一些声音，将当年的“衰运”归因于求签仪式，认为官员求签时未遵守传统礼仪。
面对这种难以用现代逻辑解释的舆论压力，特区政府随后调整安排。从2004年开始，代表香港求签的角色改为新界乡议局主席。自此之后，这项仪式逐渐稳定下来，由刘皇发、刘业强等乡议局主席每年在车公庙摇动签筒，媒体全程报道，成为香港新春期间的固定新闻事件。
如果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求签记录，会发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：绝大多数年份抽到的，都是所谓的“中签”。
这些签文通常语言含蓄，例如“稳中有变”“有挑战亦有机遇”“居安思危”等，既不完全乐观，也不显得悲观。从传播学角度来看，这种模糊而富有哲理的表达，恰好最容易被社会各方接受。
事实上，车公庙使用的是一套传承已久的签诗体系。许多庙宇常见的签数为100支或60支，而沙田车公庙则采用96支签的系统。签文多为四句诗体，内容往往取材于历史典故或传统文学故事。
这些文字并非神灵的“神谕”，更多是古代文人留下的寓言式诗句。例如刘备招亲、苏武牧羊等典故，被浓缩成简短诗句，让人可以根据不同处境作出不同理解。
也正因为这种模糊性，签文往往具有很强的“解释空间”。同一句话，乐观者可以看到机会，谨慎者也能读出警示。
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种现象与“巴纳姆效应”类似——人们往往容易把模糊的描述理解为对自己处境的准确指引。
因此，“为香港求签”的意义，也许并不在于预测未来，而更像是一种社会仪式。每年正月初二，这支竹签为整座城市提供了一个讨论未来的象征框架。人们既可以认真解读，也可以轻松谈论；既能借此讨论经济，也能表达社会情绪。
竹签或许无法真正决定香港的未来，但它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一个想象来年的时刻。而真正影响香港走向的，依然是经济环境、社会氛围，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