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，白云山又开始过“郑仙诞”了。
9月6日至19日，第十五届郑仙诞文化旅游月在白云山举行。按照现在的介绍，郑仙诞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，被称为“广州第一诞”，源于秦末方士郑安期在白云山采药济世、坠崖后驾鹤飞升的传说。
不过，很多广州人可能连“郑仙”是谁都没有听说过。
广州人熟悉观音诞、天后诞、北帝诞，珠三角还有金花诞、龙母诞。一个号称“广州第一诞”的民俗，为什么今天反而这么陌生？
更有意思的是，如果真的翻一下古籍，会发现连“郑仙到底是谁”，其实都没有今天宣传资料里说得那么简单。
今天流传的故事，是一个采药救人的“广州神仙”
现在白云山讲述的郑仙故事，大致是这样的。
秦末有一位叫郑安期的方士，南下来到广州，在白云山一带采药行医。某年发生瘟疫，他为了救治百姓，上山寻找一种叫“九节菖蒲”的药草，结果不慎失足坠崖。
危急之际，一只白鹤将他托起，郑安期就此驾鹤升仙。
广州人为了纪念他，在白云山修建郑仙祠，并把他升仙的农历七月廿五定为“郑仙诞”。每逢这一天，人们登白云山、采菖蒲、沐泉水、祈求健康平安。今天白云山还能找到与这个传说有关的郑仙岩、蒲涧、鹤舒台等地名。
所以，郑仙和广州其他不少民间神祇有一个明显不同：
他最核心的形象不是保佑发财，也不是保佑姻缘，而是采药、治病和祈求健康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重新包装郑仙诞时，白云山一直把它和中医药、登山、康养联系在一起。
但问题来了。
这个郑安期，究竟是不是真有其人？
《史记》里确实有个“安期生”，但没说他来过广州
中国古代文献里，的确很早就有一个叫“安期生”的方士。
司马迁《史记》已经提到安期生。汉武帝时，方士李少君声称自己曾经在海上见过安期生，说他吃的枣“大如瓜”，还是能够出入蓬莱仙境的仙人。汉武帝后来还派方士出海寻找安期生。
后来的《列仙传》又把故事进一步丰富，说安期生是琅琊人，在东海边卖药，秦始皇曾经与他交谈，还送给他大量黄金美玉。
但这些早期传说，都把安期生放在山东、东海、蓬莱一带。
没有广州，也没有白云山。
广州是什么时候和安期生扯上关系的呢？
至少到了北宋，这个传说已经出现。
苏轼曾经到过广州白云山蒲涧寺。他写了一首《广州蒲涧寺》，题下注明当地出产菖蒲，并写道：“相传安期生之故居，始皇访之于此。”
但苏轼自己用的也是两个很关键的字：
“相传”。
这说明了，到北宋时，广州已经流传着“秦始皇曾到白云山寻找安期生”的故事，但苏轼只是把当地传闻写进诗里，并没有说这是一件可以考证的历史事实。
而且后来广州地方文献甚至开始怀疑：
大家是不是认错人了？
清代广州人已经怀疑：“郑仙”和“安期生”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人
清代《番禺县续志》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考证。
作者记载，当时白云山有郑仙岩，每年七月都有大量广州人出城登山拜祭，“男女日以万计”，说明郑仙信仰当时确实非常兴盛。
但县志的作者接着提出一个问题：
郑仙年代其实已经不可考。
他认为，把白云山郑仙直接认作琅琊安期生，可能就是受到苏轼诗句影响以后逐渐形成的说法。
因为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早期文献都没有记载秦始皇曾经跑到广州白云山寻找安期生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南宋另外一些文献写的却不是“安期生”，而是明确写作**“郑安期”**。
所以《番禺县续志》的作者干脆认为：广州民间原来可能确实供奉着另一个“郑仙”，后来人们看到他的名字里也有“安期”二字，慢慢就把他与古书里著名的安期生混成了一个人。
他甚至批评后来一些地方志硬说“安期生姓郑”，属于牵强附会。
当然，今天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清代这个判断就一定正确。
但至少可以确定：
“郑安期就是《史记》里的安期生，而且秦末真的来到广州行医采药”这件事，本身属于地方传说，而不是已经得到史料证实的历史事实。
但这种一层一层累积出来的传说，本身就是地方文化形成的过程。
至少南宋时，“七月廿五登白云山”已经很热闹
那么，“郑仙诞有1600多年历史”这个说法又靠不靠谱呢？
现在官方和景区介绍普遍采用“1600多年”的说法。
但如果只看目前比较容易核实的文字证据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：
八百多年前，这个节日已经存在，而且规模不小。
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到广州白云山蒲涧游览，在诗中写道：
“至今年年七月二十五，倾城游人来访古。”
也就是说，在杨万里生活的12世纪，广州已经存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大批市民上白云山的习俗。
到了清代屈大均写《广东新语》时，仍然记载安期升仙的传说，以及广州人在这一天采菖蒲、沐泉水的习俗；《番禺县续志》甚至记载登郑仙岩拜祭者“男女日以万计”。
所以，“郑仙本人是不是秦代真人”很难证明，但广州人过郑仙诞这件事，至少在宋代已经有明确文字记录。
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“诞”，后来广州人却不认识了？
现在广州人讲传统民俗，经常首先想到的是珠三角乡村里的北帝诞、天后诞、龙母诞，或者广州本地的金花娘娘。
郑仙诞却曾经与白云山紧密联系。
以前的广州城规模比今天小得多，从城里出发登白云山，本身就是一次很重要的郊游活动。农历七月廿五，全城男女结伴出城登山，既拜郑仙，也采药、沐泉、游山。
它既像庙会，也像一次大型秋游。
所以所谓“诞”，并不只是宗教祭祀。
在传统广州社会里，它同时承担着娱乐、社交、郊游甚至墟市的功能。
后来随着城市生活改变，加上战乱以及社会习俗变化，郑仙诞逐渐式微。白云山管理部门直到2012年，才重新以现代文化活动的形式恢复郑仙诞；2017年进入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正式项目名称，其实是**“郑仙传说”**，类别属于民间文学，目前仍为广州市级非遗。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：
一个在古代广州曾经“倾城游人”参加的节日，现在却需要靠非遗活动、情景剧和文旅项目重新告诉广州人——
原来我们以前还有这么一个“诞”。
至于郑仙到底是不是秦代那个安期生，可能已经永远考证不清。
但至少八百多年前，广州人已经会在农历七月廿五成群结队登上白云山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郑仙是不是真的“成仙”，反倒没有那么重要。
真正留下来的，是一代又一代广州人登山、采药、沐泉、祈求平安的生活记忆。
而这，或许才是所谓“广州第一诞”真正值得重新认识的地方。
艾德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