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段时间，香港人气偶像姜涛在西环意外坠海，所幸并无大碍。事件随即成为香港媒体与社交平台的焦点，大批粉丝留言慰问，几乎达到“全城关注”的程度。然而，相比香港的高度讨论度，这一事件在广州的传播反响相对有限，也再次印证了网络上流传的一句玩笑：“姜涛红不过罗湖”。为什么一位在香港极具号召力的年轻偶像，在广州却迟迟难以掀起同等热度？这背后涉及文化接受度、偶像产业结构、传播渠道与世代审美等多重因素。
姜涛由ViuTV选秀节目《全民造星》夺冠出道，迅速成为香港Z世代的代表性偶像，其粉丝团“姜糖”长期占据各类榜单前列，影响力不可小觑。但在广州，即使同样有庞大的年轻族群与活跃的网络文化，对姜涛的认知度仍明显低于预期。
如果从历史经验来看，广州并不存在“排斥香港艺人”的文化倾向。过去数十年，从张国荣、谭咏麟到四大天王，再到Beyond、陈奕迅，香港艺人长期在广州家喻户晓，许多歌手来广州开演唱会至今仍是一票难求。广州人对香港流行文化的接受度，向来不低。
但这一代偶像的走红方式，已与以往不同。姜涛的爆红更多来自选秀话题、社交媒体推广与粉丝群体的高投入运营，而不是依靠高传唱度的歌曲或长期累积的代表作。这种“粉丝驱动型偶像”在内地亦屡见不鲜，例如蔡徐坤、时代少年团等，往往红得快，但争议也多。对于不属于核心粉丝群的“路人”而言，难免觉得偶像的热度“与实力不完全对称”，进而产生距离感。
广州的城市气质普遍被认为较务实稳重，对粉丝应援、刷榜控评、机场打卡等“追星文化”接受度不高；在部分市民观念中，此类行为甚至会被视为“太夸张”。因此，当偶像被大量讨论时，若缺乏对应的代表作支撑，路人群体更容易保持观望甚至质疑态度。
此外，世代审美差异亦是关键因素。Z世代粉丝支持姜涛，更多着眼于他的成长故事、真实感以及“陪伴性质”的情感连结，对他们而言，“追星”本身就具有情绪价值。而对于仍占据广州主流消费力的中生代群体，评价艺人的标准依旧更看重唱功、演技与作品数量。这种评价体系的差异，也让姜涛的吸引力难以在广州全面铺开。
姜涛在香港走红的过程，还具有某种特殊的时代背景。在经历社会波动之后，他成为部分年轻人口中的“希望象征”，承载了超越娱乐本身的情感投射。而这种情绪，在广州并不存在同等的土壤，自然难以产生相似的影响力。
传播渠道也构成现实原因。姜涛隶属的ViuTV并未在广州落地，缺乏本地电视曝光，再加上宣传资源主要集中在香港，导致其在广州的自然触达度不足。在这个内容供给极为多元的时代，广州年轻人能够接触到大量内地偶像、日韩文化与短视频网红，对单一艺人的兴趣不易形成垄断性关注。姜涛在香港具备的“稀缺性”，在广州相对弱化。
不过，“红不过罗湖”并非单向现象。近年来，不少内地偶像要在香港突破同样不容易。娱乐传播环境愈加碎片化，偶像若要突破地域界限，不仅需要粉丝推动，更需要让大众产生情感共鸣、作品记忆点与持续曝光。
在算法与流量主导的时代，偶像能否从粉丝圈层迈向更广泛的社会认同，成为每一位新生代艺人都必须面对的课题。姜涛在香港的成功模式能否在湾区更大范围复制，还需时间观察；但可确定的是，大众审美与传播结构正在快速变化，跨区域的偶像影响力也正在被重新定义。
歌丽娅 
邦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