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提起香港的主权历史，脑海中最清晰的往往只有两个时间点：1842年的鸦片战争，以及1997年的主权回归。但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，长达155年的历史，却常常被压缩成一句模糊的“殖民时期”。
事实上，香港并不是在某一刻整体“失去”的，而是在半个多世纪里，通过三份不同性质的条约，分阶段、分区域落入英国控制之下。这种渐进式的变化，直接塑造了今天香港复杂而独特的空间结构，也埋下了后来诸多历史与法律争议的根源。
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，清政府与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，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。这是英国在香港获得主权的起点，但并非终点。当时被割让的，仅限于港岛一隅。
十八年后，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，中英签订《北京条约》，清政府再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地区，包括昂船洲割让给英国。也正因如此，今天的“界限街”并非普通街道，而是历史上中英主权的分界线。
真正让今日香港版图成形的，是1898年的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。在这份条约中，英国以“租借”名义取得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之间的大片土地，包括新界及大屿山，租期99年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新界并非割让，而是租借，这在国际法意义上与前两次截然不同。
更容易被忽略的是，这份条约中明确将九龙寨城排除在租借范围之外。条约规定，九龙寨城继续由中国官员驻守，除非影响香港的军事防务。也就是说，在法律上，九龙寨城既不是英属地，也不是租借地，而是英属香港内部一个特殊的中国飞地。这也是为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九龙寨城成为英国行政权难以真正介入的区域。
因此，常被提及的“150多年殖民地”说法，其实并不严谨。真正被永久割让的，仅有香港岛与九龙南部；新界则是有期限的租借地。这一区别，后来在主权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那么，在这些土地被割让或租借之后，中国是否曾尝试收回香港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并非只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。
第一次重要尝试出现在1943年。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在重庆与英国签署《中英新约》，废除了英国在华的治外法权。蒋介石希望借此机会，将新界问题一并纳入谈判议程，尤其是1898年的租借安排，但英方态度强硬，仅以“日后再议”搪塞，谈判未能取得实质进展。
同年举行的开罗会议，是第二次窗口期。会议期间，罗斯福曾表示，战后香港应当归还中国，但丘吉尔坚决反对，强调香港属于英帝国核心利益。最终，美国并未坚持立场，香港问题被搁置。
第三次，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，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。按照盟军战区划分，中国作为第一战区统帅国，理论上拥有接收香港日军投降的权力。国民政府已安排张发奎将军准备进驻香港，但英国抢先一步派舰队进入维多利亚港，并在港岛升起英国国旗。国民政府最终只能以“代表中国战区”的名义，授权英方受降，实质上失去了战后接管的先机。
战后，国民政府仍尝试通过外交渠道争取香港问题，但随着内战全面爆发，国力与外交空间迅速收缩，相关努力最终未能继续推进。
换言之，并非没有争取，而是在关键历史节点上，实力、时机与国际格局均不利于中国一方。
香港历史的另一个重要转折，发生在1970年代初期。许多人习惯将1997年前的香港统称为“殖民地”，但从国际法角度看，1972年之后，这一定位已发生实质变化。
1971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。翌年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提交文件，明确指出香港和澳门属于中国固有领土，要求将两地从“非自治领土”名单中剔除。
联合国特别委员会采纳了这一立场。1972年11月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关报告，正式将香港和澳门移出殖民地名单。自此，英国不再向联合国报告香港事务。这一变化，也为后来“恢复行使主权”而非“重新谈判主权归属”的表述，提供了国际法层面的依据。
香港的历史，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。它由三份条约拼合而成，由多次未竟的外交努力交织推动，也写进了联合国的正式文件。很多人对香港的理解，停留在几个耳熟能详的年份，但真正影响今日香港命运的，往往正是那些被忽略的细节。
雨晨 
歌丽娅